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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先慶:中國經濟正迎來“物流革命”時代

        長期以來,“重生產、輕流通”的發展模式導致我國經濟出現流通嚴重落后于生產的局面。流通問題已經成為制約當前經濟諸多問題聚聚的“痛點”所在。
隨著矛盾的積聚,一場從“工業革命”向“流通革命”轉型的大變革在逐漸深入,這場關系到中國經濟新一輪發展走向的變革,引起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。
        流通落后后遺癥并發
        中國經濟正在發生著一場深刻的大變革,即從“工業革命”向“流通革命”大轉型,從長期熟悉的“生產主導型經濟”向正在興起的“流通主導型經濟”進行轉軌,相當于歐洲工業革命之前的那一場催生市場經濟大發展的“商業革命”。
        從表面上看,當前中國經濟的現實問題很復雜和很艱難,表現為消費能力不足、產能過剩嚴重、實體經濟虛弱、投資收益減少、增長速度下降等一系列“新常態”問題,但從本質上看,其實是中國經濟大轉型遇到了巨大的障礙,即長期的“重生產,輕流通”導致的“流通落后”后遺癥并發,成為制約著經濟運行的速度、質量、效益和水平的最關鍵性因素。可以說,這既是中國工業化、市場化、城市化、國際化等進程成長到中后期的必然,更是對現代市場經濟理解不到位、GDP與“生產至上”的傳統經濟發展方式根深蒂固、經濟體制機制改革滯后等的后果。
        嚴格地說,中國市場經濟的發育和成長問題,本質上就是流通問題。發達的市場經濟一定是以發達的流通業為支撐。落后的市場經濟,首先體現為落后的流通業。然而,中國國情特色下的市場經濟道路和工業化道路,選擇的是“先搞生產,后搞流通”的“第三條道路”,與歐美等早期老牌市場經濟國家是“先搞商業,搞市場,然后才發展生產,搞工業”的經濟模式剛好相反。進一步說,中國過去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,雖然一直在推進“改革”,現在甚至要“深化改革”,但整體而言,是“開放有多,改革不足”的狀態。其結果就是:計劃經濟條件下的“重投資、重生產、重產品”的發展模式,在新形勢下,繼續得以延續; 而與市場經濟相匹配的“重市場、重流通、重渠道”的新理念、新機制、新方式始終沒有形成。
        矛盾積聚 突破在即
        于是,一種深刻的矛盾就在快速地積聚中,即:一方面,急速推進中的快速工業化進程很快就進入中后期,生產制造能力很快進入相對過剩,并成為一種“奇跡”,但另一方面,長期的流通業落后,使得生產制造業最終失去了方向,孤軍深入,擁堵、狹窄、分割、無序的流通渠道體系無法支撐承載“洶涌的產品洪流”,不得不更多地借助國外的流通渠道來“支援”中國的工業革命。實際上,這也是中國經濟質量偏下、財富水平低下、國民財富流失嚴重的根源。因為,經濟發展史表明,盡管生產創造財富,但只有流通,才能實現價值、實現財富。只有強大的流通業,尤其是強大的流通渠道控制權,才能使國家真正強大起來。
        那么,改革、決定、促進中國流通能力和水平提升的關鍵性力量是什么?突破口在哪里?顯然,在當前條件下,無論是零售領域,還是批發領域,都沒有如此強大的“動能”。只有融合了運輸、基建、裝備、數據、信息等當前最有活力的產業和要素的現代物流業,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和決定中國流通業乃至整個中國經濟的總體格局,才能徹底地打通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、生產和消費兩大環節、商流和物流兩大瓶頸,從而成為新時期、新常態下中國經濟走出低谷、再現輝煌的突破口和革命性力量。因此,中國正步入發展現代物流業的“黃金窗口期”,正迎來物流革命時代。在一定意義上,這相當于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展開的“物流革命”,值得學習和借鑒。
        物流導向 全方位協同
        為了深入推進這場事關中國經濟全局的物流變革,我認為重點做好以下五個方面的工作:
        一是以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”為契機,以打通制約和影響生產領域的物流頸為出發點,以優化完善現代物流體系和提升現代物流水平為目標,以推行大數據、物聯網、供應鏈管理等在制造業領域的應用為突破口,全面推動全國生產制造業體系及流程的重組和再造,即推動整個農業生產和工業制造業從傳統的投資能力導向、技術興趣導向轉變為真正的流通導向,生產的類型、規模、等級以及生產布局等,必須建立在足夠的流通能力和渠道保障基礎上,進而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盲目生產方式。
        二是以“一帶一路”戰略實施為契機,以優化國內交通運輸網絡為重點,以提升各交通運輸載體和節點的物流能力為突破口,以全面打通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為戰略目標,整合資源,協同發展,使鐵路、公路、河運、航空、海運等各種交通運輸方式,以及火車站、汽車站、貨場、港口、機場等各種交通運輸節點,物流功能、物流能力、物流模式等方面,在全國乃至全球范圍內來一次系統性的評估和檢查,推動交通業與物流業的深度融合。
        三是以“互聯網+”戰略實施為契機,以“互聯網+流通”為重點,以發展電商物流為突破口,通過大力發展城市公共物流配送設施、促進全國物流倉儲節點布局優化、提升物流分撿、加工及相關技術水平,盡快解決中國物流的“最后一公里”和“一百米”問題。
        四是以“自由貿易區建設”為契機,以跨境電子商務和跨境物流為重點,以海關、商檢、儲運等體制改革為突破口,全面深化中國物流國際化領域的體制機制改革。現有的海關、商檢等體制機制,更多是服務于舊的內外貿分割的舊模式,是阻礙內外貿一體化和內外物流一體化的主要力量,必須從根本上破除。
        五是以解決“三農”問題為契機,以全面優化城鄉物流體系為出發點,以發展農村電商和農村物流為重點,以解決農產品流通中的物流問題為突破口,全面推進中國農村地區的物流革命。中國農村的根本性問題,已經不再是生產問題,而是流通問題,而農村物流問題又是關鍵中的關鍵。
總之,中國這一輪“物流革命”,關系著中國經濟新一輪發展向何去、能走多遠,影響著中國經濟運行的質量、速度與效應,制約著當前經濟諸多經濟問題聚焦的“痛點”能否消除和解決,也是中國從“經濟大國”跨向“經濟強國”的一道檻,因此,我們必須從國家戰略的層面去重視和推進。

(來源:2016年第6期 《物流時代周刊》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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